朱迅和朱军是什么关系

　　《起初·纪年》 王朔 新星出版社

多年前，一直感到棘手从来也未曾满意被我视为一种折磨的给小说人物起名字，终于发展成一种心理——叫疾病有点过分——障碍，私下称之为“命名恐惧症”；觉得怎么都不像真名，严重影响了本来就日渐低下的虚构事实能力和本人一向秉持的对假定真实感的追求，几只小说因起不出理想人名迟迟不能开篇初心涣散终至放弃。于是想到取巧，找一个人名现成的故事，避开这个困扰。当然其中还有另一层偷懒，人名现成，故事谅必也现成，当时我还陷入另一种枯竭或称疲惫，即将日复一日流水般生活描绘为、或称伪装为不同寻常遭际的热情及自我增强力。有态度，没情节，就是这一等境地。于是很自然也是无可选择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就字面意思而言，历史就是故事。

本书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载汉武旧事，大事件走的是通鉴纪年，有些例行封赏宴飨通鉴不如汉书详备则由汉书补入，也是为了显得文体庄重，巨细无一无出处，没瞎编。

其实我对已知历史也没有特别强烈个人看法，基本相信这个世界来历的真实性，凡广为流传的过往都确曾发生过，差别只在叙事策略或史家个人局限上，这信念建立在不信人类有完全没影儿、无中生有能力基础上。我国历史为文艺借用起初多发生于戏曲，个人以为小说源头之一表演于茶肆之长篇评话或称话本亦是一种曲艺。即便《史记》《通鉴》这样的史家名作一般认为也具有相当文学性，也即有想象、虚构和语言上的整饬。《通鉴》几乎肯定借取了小说、传奇，反正一展开文学性自动就来了就对了。故皆有将历史戏剧化倾向。而我就个人偏好而言并不喜欢故事过分戏剧性，这会增加叙事负担从技术上说，而叙事一向是我弱项，为避叙事常以对话代叙事即所谓“聊天体”，在本书中亦如是。前人文学作品已提供足够故事性，除了致敬还是致敬，再生人家文本也无非于骨架间贴一些皮肉，所谓借一步说话，说的什么呢？人情世故，叫读书笔记、乱翻书偶得也成。

选择汉武故事无他，只是碰巧对他这一朝几个人知道得更早，很小、不知汉武是谁前，就对“灌夫骂座”“金屋藏娇”这样的故事有印象，大概小时候家里有本前后汉故事集，至今书中灌夫揪人耳朵灌酒黑白插图尤在眼前，当然那时对这样的故事很不满意，喝醉闹酒炸为什么写在书里？金屋藏娇有什么意义呀？另一个不好意思的原因是我幼时其实是个军迷或叫武人崇拜者，李广李陵爷儿俩悲剧性命运对我有一点刺激，直到成年无处安放，和我熟知的大英雄套路完全不同，初衷有相当成分意图借汉武朝军事活动把本人军迷时代攒下来的小爱好、小见识发挥一下，过过瘾。

还是准备不足，本来就是想写打仗，十六岁登基，四十五年执政，一年一年捋着写，不碰文言，确实水平仅限于“人有亡斧者”，就用白话，四五十万字打住。

想到了历史体裁麻烦，细节考证能累死谁，全知等于难为自己，故取惯常所用第一人称，所见限于一己之侧，能少交待少交待，是不得已。没想到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不留意间已转入第三人称叙事，几十万字岔出去回不来。有些人物所行骇人，心机莫测，远超常人所想所能驾驭，亦为第一人称天然具有同情之理解所不容，故在很多篇幅陆续出现第一、第三人称混用章节，乃至最后写丢了第一人称，通篇以第三人称尬然终了。

我是拿口语所谓新北京话写作的作者，检查文字也须拿口语来回溜，没磕啵儿，才觉得通顺，不绝对啊！写出二里地发现口语不够使，目前汉语大部分成语两千年前尚未成典，更别说今天几乎全部常用熟语，当然，既决定用白话就是明打算黑了心不讲究，可是，也别太碍眼是吧？非用成语换一个字，不如人家得当也活该了，或减字，变作三字、二字组。另扩大词汇量，北京方语很多有音无字，以象声代形容，疑似多出满语，限于篇幅不举例了，我就自作主张添上几个字，秉承古汉语同音通假旧例及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在读音上一向坚持的“从俗”精神，从音不从字，包括通常书面语字音不合，如“那什么”，北京方语读如“内”，亦从音改为“内什么”，诸如此类。还一些并无标准写法旧词儿，如隔壁写做“接壁儿”而读如“界别儿”，则两者并用。还一些熟词如老实巴交、烂七八糟则改为“老实芭蕉”“烂漆疤糟”什么的，变文以使其陌生化，兼收减少同词组过频出现之效。简言之，就是一些语言上的雕虫小，欲盖弥。

方语因限于口语相较于国文，其实表现力有限，只适合一定篇幅，过长则显得贫气，有时会憋几句不地道夹生外地话，如吴语、粤语和貌似长安人应说的陕西话破一下，其实当时汉官话应当也不是今天的陕西话，这只说明今天我国各方语强省文化交通影响所及，及小说文体自带所谓游戏性。每年我都有特定时段，大约是入秋，脑汁绞尽、肚中词儿倒干、智穷而开始胡说八道，这时候就该歇了，与特定历史人物及其语言环境无关。（节选自《起初·纪年》自序）